战争是植根于人性的文化现象

《战争史》

有关战争史的讨论,已有众多的学者潜心执笔,纵横捭阖,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考察战争问题,所著的《战争论》自1832年面世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被推崇为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他本人也被誉为西方世界的“兵圣”。

尽管克劳塞维茨的学说从根本上为西方整个近代军事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当代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看来,克劳塞维茨最为著名的立论“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战争包括的远不只是政治,它从来就是文化的表现,还经常是决定文化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有的社会中,战争就是文化本身。

在《战争史》一书中,基根综合了众多其他军事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以战争的起源和变迁为主线,跨越四千年的历史时空,以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讲述了战争如何影响文明,以及战争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命运。他以富有个性的思维和分析模式,将战争放在社会演进的文化脉络中来考察,透过军事、战略角度的精妙论述,跨越考古人类学、生物进化论、演化心理学等多元领域,呈现出人类历史进程中广泛的、跨时空的战争现象的一个侧影,并由此透视战争背后的文明。在这部作品中,他不仅对克劳塞维茨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批驳和祛魅,而且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战争文化论”观点。

该书开篇就表明了他在观点上与克劳塞维茨势不两立:“战争不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接着,他从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克劳塞维茨的论点之所以片面的社会原因。同时,通过考察复活节岛、祖鲁人、马穆鲁克、日本武士等在战争中的文化表现,得出文化作为军事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比政治决定深刻和持久的结论,从而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政治论”观点作了清算。

在有文字可考的人类历史中,文化与政治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特质,我们或许很难在它们之间找到明确的分界。而构成人类战争史根本特征的,也正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相互调适、相互渗透。不同于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战争是永久而普遍的”(如以色列的马丁·范克勒韦尔),也不仅仅“将军事力量视作所有一切资源中间的一种”(如英国的李德·哈特),基根认为,战争是植根于人性的文化现象,会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他以“石”、“肉”、“铁”、“火”为主题,从多个向度解读了人类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战争。

“石”呈现的是自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冲突。基根广泛征引了A·J·赫伯特、理查德·道金斯、弗洛伊德、洛伦茨、罗伯特·阿德利、罗宾·福克斯等人的研究,探讨个人和群体的暴力行为,试图从心理学、行为学和人类学中寻找战争根源的理论解释。作为战争与人性关系的实证,他还选择雅诺马马人、马陵人、毛利人、阿兹特克人等原始部落的战争形式为例,考察最原始的战争是如何开展的。

“肉”代表了马及其牵引的战车。大草原的游牧民族被基根视为军事史上最重要和最凶狠的力量,包括长途奔袭、战场上高速运动、高效的投掷技术、战车的应用等战术,都来源于此。后来,突厥人和蒙古人借鉴了伊斯兰教对战争的革命性贡献,并让我们看到:战争可以是自动自发的,武士的生活自成一种习惯。而这种“非军人”的文化,正是克劳塞维茨所难以解释的。

“铁”是武器装备、军事战略的代名词。铁质武器的出现使得战争之惨烈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作战方法的改进则让征战所向披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方阵战是此中的典型代表,而亚历山大在征战中对重装骑兵的运用使得方阵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着罗马的崛起,现代军队也逐渐孕育。

“火”描述了火药发明后给战争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基根以法国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重点展示了火药时代战争的惨烈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大革命中法军的成功来自于革命军自身的高质量和指挥官杰出的个人素质;希特勒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领导人,是因为他的思想结合了三个可怕的相互契合的信念;日本人组建出世界上最难对付的军队,依靠的是武士精神;而先进武器之所以在西方人手中成为可怕的杀人工具,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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