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问欧洲:另类战争叙事中的"顺从"与"抵抗"

审问欧洲:另类战争叙事中的顺从与抵抗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美国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在2015年出版的《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Europe on Trial:The Story of Collaboration,Resistance,and Retrib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舒琦译, 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是战争史研究中的另类,正如斯坦福大学的诺曼·M·奈马克在“序”中所说,“这不是今天大多数欧洲人想要记住的战争,也不是浩瀚的军事和外交史料中所分析的战争”。那么,它所讲述的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为什么奈马克说这不是大多数欧洲人想要记住的战争?

一般战争史叙事中的大国政治、外交角逐再怎么风云诡异、变化莫测也不会令所有人都感到难堪,但是当迪克手持锋利的战争伦理手术刀,划破包裹在事件表层的那种貌似中立的历史叙事,划破蒙在胜利者与失败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脸上那层被固化的面谱,人们看到的是一幅搅拌无比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和异常沉重的道德拷问的图景,没有什么人可以逃避拷问。真实的人性和国家政治的丑陋暴露得如此彻底,迪克笔下的战争真相的确令人难堪。

因此,奈马克说,“迪克讲述的是具有启示性的‘战时故事’,极具讽刺意味,而故事里各国自私自利、虚伪的面孔,也不过是冰山一角”。极具讽刺意味的战争叙事,其实就是战争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欧洲人心灵史。阅读的结果是,“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欧洲和欧洲人没有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罪名全都怪到希特勒和纳粹的头上,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说的是,这样的历史我们恐怕也不陌生:没有经受住考验,然后轻而易举地忘却得干干净净。

迪克的战争史另类研究不是来自书斋中的冥想,而是源于他的真实经历。他生于匈牙利,二战后离开那里,到了法国继续求学,之后曾在德国工作,1956年移民美国。他在该书“前言”中讲述了他所认识的一个匈牙利英雄的故事。他姐姐的未婚夫贝拉在1944年平安夜的战斗中,被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党”武装分子杀害,他的组织的目标之一是救助那些受到死亡威胁的犹太人,直到2003年他还因此被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荣誉称号。但是迪克发现,贝拉他们的那次战斗还有另一个目的:想占领附近的一座报社大楼,希望在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的苏联红军打进来之前,自己创立一份宣传民主、自由和拒绝共产主义的报纸;而更为吊诡的是,后来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为了纪念他的牺牲,那条街道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因此他发现“在这看似简单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历史问题”:贝拉和他的同伴究竟是为什么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值得这样的牺牲吗?另外,如何看待因抵抗运动而被迫做出牺牲的无辜平民?究竟有多少这种无辜的平民成为“附带伤害”的牺牲品?这种伤害又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本来这些是在战争中常见的问题,但是在战争史研究中常被忽略,似乎因为平民的生命与战争目标、国家叙事相比总是显得那么卑微,那么无足轻重。

更为敏感的是,在贝拉个人悲剧的背后,是匈牙利人的两个政府——亲纳粹的政府和在苏联红军支持下成立的政府,在日后的漫长历史中,关于谁是爱国者与卖国贼的评判总是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迪克在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发现“的确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为人称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接着又反抗德国人,后来又与其他法国人对抗,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去惩罚战争罪犯……”(“前言”)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使他产生撰写本书的念头,他承认贝拉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从未想过要效仿他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

在入侵战争中,“顺从”可能比“投降”好听一点,但是比“投降”更复杂和更普遍,迪克说这个词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他继续分析说,想在外国入侵者的军事占领中活下来,人们会自然地从内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为无论合作还是抵抗都是可能带来危险的举动(“导论”)。或许有读者会感到有点惊讶,抵抗当然有危险,为什么合作也危险呢?迪克解释说,很多合作者都是一群极端狂热分子,一心想让你的儿子加入纳粹党卫军,到俄罗斯前线作战,或是去德国工厂劳动;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热分子,他们破坏列车运行,或者想拉你的儿子去森林作战(同上)。无论如何,人们总会觉得顺从是更为保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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