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亚入欧"到谋夺东亚:近代日本的对外战略转向

在近代国际政治中,衡量一国是否为“大国”的标准,除经济实力外,其要素还有:

(一)在海外拥有殖民地或享有诸多条约特权;

(二)强大的军事实力;

(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特别是后二者,是决定性因素。关于日本崛起问题,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称日本有两次崛起,“一次是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次是战后至今”。确切地说,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是日本第一次崛起及衰亡时期,战后至今的日本正处于迈向大国的途中。

日本的崛起是在1868—1905年间,以明治维新为起点,以日俄战争的胜利为标志,前后用了37年。1905—1922年,这17年是日本崛起后的持续发展时期,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1931年,这9年是日本大国地位面临困境时期,主要受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31—1945年,这14年是日本走向衰亡的昭和前期。在日本兴衰的77年历程中,其崛起历时最长,衰亡则较为短促。

逐步崛起的三十七年(1868—1905)

近代列强的崛起,主要靠坚船利炮,将繁盛建立在落后及弱小民族的血泪之上。日本也不例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国势日盛,野心渐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成为其基本国策,这一国策化为对外战略,就是“脱亚入欧”,具体步骤是,先行脱亚,后求入欧。 

日本古代的统治者,为求权位的稳固及合法性,曾屡次要求中国册封。足利时代(1336—1537)的1381年答应每10年向明朝贡一次,愿以藩属身份加入华夷秩序。1403—1551年间,日本一般按约朝贡,但1592—1593、1597—1598年丰臣秀吉挑动日明战争后,此种关系断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仅与朝鲜、琉球互通信义,建立平等的“通信关系”,却把对中国、荷兰的贸易限于长崎一地,实行有限的“通商关系”,由此形成独特的“大君外交”格局。1610年,日本致书中国,夸大其词,竟称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如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意即在华夷体制之外,还有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夷体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将中国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华夷体制开始露出破绽。与此同时,日本也受西方侵压,被迫开国通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遣使西行,一切向西方学习,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短时间内摆脱了西方羁縻。日本跃上“文明”台阶后,将中国等亚洲国家视为“恶邻”,不愿与之为伍,采取了“脱亚”政策。1894—1895年甲午一战,日本打败中国,中国割地赔款,华夷体制进一步崩溃。1900年,日本重兵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以后,华夷秩序完全解体,日本却一跃而成亚洲强国。

1868-1945:近代日本的对外战略


日本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要求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此举严重损害了俄国利益,而1892年俄国已与法国结成联盟,德国威廉二世深恐在欧洲的地位动摇,率先支持俄国

的干涉建议;法国在得到印度支那后,觊觎台湾,因此也决定加入干涉行列。“三国干涉还辽”之际,日本想寻求英美声援,欲以国际途径解决,但英美既不愿得罪三国,也不愿日本坐大,双双宣告中立,日本无奈还辽。1902年,日本与英国缔结同盟,终于在西方找到了一个盟友,跨出了“入欧”的第一步。1904年,日本偷袭俄国的旅顺港舰队,发起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虽没有给日本带来多大实利,其影响却远大于10年前的甲午战争,日本自此跻身列强行列,成为有实力的“堂堂大国”,进入了所谓“世界大日本”时代。

持续发展的十七年(1905—1922)

按常理,一个国家崛起后,起码有一个前冲的惯性。日本崛起之后,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续行“脱亚入欧”战略,且“脱亚”及“入欧”并重,具体手段是,一方面吞并朝鲜、攫取在华特殊权益,一方面出兵西伯利亚,甘当干涉俄国革命的急先锋,维持并巩固了自己的大国地位。

正如美英所预料的那样,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开始在亚洲树立霸权。朝鲜一直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1905年,日本将朝鲜变成保护国。1907年11月,日本与朝鲜签订协约,解散了朝鲜的军队,把持了朝鲜各部门。1910年8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这样,日本虽属后起的大国,但除台湾外,又新增了一块殖民地。日本对台湾、朝鲜的统治,效法欧洲模式,采行总督制。在镇压台鲜各地初期的反抗后,改行“同化政策”,以求“内外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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